如果说3000家A股是硬币的一面，那么其另一面，则无疑是那些退市公司。不过，与浩浩荡荡的上市公司大军相比，目前为止的退市案例却只有区区51例(包括三家纯B股，未计入吸收合并、要约收购案例)，这硬币的两面显然尚不匹配。

自15年前PT水仙首开依法退市之门后，在市场大幅扩容的同时，从中穿行而过的退市公司却日渐稀少，近8年来更是只有8家。与此伴生，A股的ST一族却“人丁兴旺”，一些应退而未退的上市公司长年徘徊于盈亏边缘，以各种手段保壳苟存，股价还时不时“高歌劲舞”，派生出了所谓的“炒差”模式，污染着市场生态。

治污纠偏，制度为先。为回归资源配置的市场初衷、激活存优汰劣的A股机能、传递重质重实的投资理念，监管层在2012年、2014年已发动两轮退市制度改革，完善指标、明申法纪、补其缺失、儆其效尤。在前所未有的执行力度下，央企退市第一股、主动退市第一股、重大信息披露违法退市第一股、欺诈发行退市第一股(尚在走流程)等一批颇具典型性、警示性的案例一次次震动着市场的神经。

流水不腐，溯其本源。从上市到重组到退市，当制度的基石日益稳固，市场的沟渠畅通无碍，上市公司的数量和质量会同步跃升，而“拥壳自重”、“炒小炒差”的陈腐淤泥也会被冲刷净尽。

退市曲线与边缘族群

假如我们就历年的退市公司家数画一曲线，则2005年的11家是目前的绝对高点。也正是在这一年，A股自998点反弹，开启一波空前牛市；同时，彻底改变股市格局的股权分置改革亦由此拉开帷幕。作为这些“大事件”的“小注脚”，退市公司案例数此后呈大幅减少之势，2006至2007年尚有10家，2008年至今的8年间却总共仅有8家。毫无疑问，在这一现象背后，是股改带来的“全流通”赋予了上市平台更为完整的价值，而那波“全民参与”的大牛市也一举冲破了市场的流动性局限。

退市案例大减，一批应退而未退的上市公司长年徘徊于市场边缘，ST族(包括*ST和ST)由此膨胀，成为一个让人无法忽视的存在。据记者统计，截至今年11月末，两市共有近70家A股公司被划入ST阵营。每年年报披露期一过，一些上市公司都会迎来季节性的“蜕皮换毛”，有的脱去ST帽子，有的复戴，周而复始。围绕这一特殊“族群”，甚至还形成了专门投资绩差股的“炒差”模式。

“我基本只买ST股。”在两个月前*ST新梅(已暂停上市)股东大会现场，一位从外地赶赴上海参会的投资者这样对记者说。此时，距离2016年收尾只剩一个季度，*ST新梅则身处或退市或恢复上市的命运闸门之前。尽管*ST新梅当时前途未卜，尽管手头的另一只股票早已“流落”到老三板的退市公司板块，但这位投资者依然“胜似闲庭信步”地补充道，其做的是ST股投资组合。言下之意，只要有一只ST股“咸鱼翻身”，就可能覆盖其整体的风险和损失。

多年以来，此类“炒差”模式虽非市场主流，却始终缕缕不绝，甚至还不乏依靠ST股“翻身”实现巨幅收益的案例。在浩荡3000股与区区51例退市的悬殊对比下，多数“炒差”者更像是一群候鸟，他们对ST公司保壳、摘帽、重组套路熟稔于心，多在每一年的年末参与ST股的炒作，还形成了所谓的“盈利模式”。

当然，这种“盈利模式”目前正面临越来越严峻的挑战。在上市公司群体日益壮大，市场结构逐步转型之际，退市、重组、上市等各项制度也趋于完善，紧跟发展步伐。其中，担负市场“出口”功能的退市制度亦在发挥其应有功用。尤其是2012、2014年的两次集中改革，搭建了退市制度的基本框架、完善了规则设计，使退市变得更有“执行力度”。

重建制度框架清理“僵尸”

“作为资本市场‘出口设计’的退市制度目前已经比较完善。”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董登新教授向记者表示。

回溯历程，A股市场的两波退市制度改革风潮先后发端于2012、2014年。在2012年，资本市场基本制度的一系列改革密集推进，退市制度自无例外。至当年年中，A股上市公司已突破2400家，而就在7日7日，2012版退市制度正式实施。面对市场的快速扩容，监管层对“长年绩差”、“停而不退”等困扰股市多年的“顽疾型”公司进行清理的决心显露无遗。

这一次的退市制度改革，重点在于改变了过往以利润作为单一退市标准的简单做法，补充引入衡量交易活跃程度的交易量指标、反映市场估值的交易报价指标等，同时新增营业收入、净资产等评判标准，从而构建了多元化的相对全面的退市指标体系。另一方面，此轮改革还完善了退市配套机制，退市整理期、重新上市等制度雏形均在2012年时便已确立。

此后，已连续停顿3年(2010至2012年)的退市，终于在2013年再度激活，“停而不退”的*ST创智、*ST炎黄正式宣告退市(因新老划断适用旧规)。到了2014年，市场出老人得了癫痫病是为什么现了新规之下的首例“强制退市”——央企退市第一股*ST长油由此也成为首只进入退市整理期交易的股票。彼时，“央企上市公司一样会退市”、“市场将不再为绩差公司买单，哪怕它有央企背景”的惊叹，成为这一轮退市制度改革的鲜明评注。

不过，考虑到退市牵涉着大小股东的利益，这样一场在退市指标、配套制度等方面实现重大进步的改革，在执行层面还是留下了缓冲。一方面，上述新增指标从2012年年报开始计算，不再往前追溯；另一方面，对长期“停而不退”的僵尸公司的清理也并未痛下重手。

在2012年版退市新规运转之前，市场原已积压了一批早已暂停上市的*ST公司，但却长年处于既不恢复上市又不退市的“待定”状态。因此，在规则“新老划断”时，对2012年1月1日前已暂停上市的公司，安排两大交易所统一在2012年末对其“去留”作出决定。此后，沪市的宏盛、北生，深市的生化、恒立等一批*ST公司获得了恢复上市资格。尤其是当11家“停而不退”的公司在2013年2月8日被批量“释放”重归市场时，其当日股价的“集体狂欢”至今令人印象深刻。最终，终止上市的公司仅有*ST创智、*ST炎黄两家。而由此所留下的“后遗症”在数年后仍时有发作：上述恢复上市的公司中，有些最终仍难逃退市命运，有些虽已“改头换面”，但依然还是“劣迹斑斑”，沦落于市场边缘。

强化执行力射落“不死鸟”

“徒法不足以自行”，市场法制化建设的要点不仅在于制度设计，还在于认知与执行。退市制度新一轮变革的重点，正是执行力。

时间推移至2014年，资本市场发展所释放的活力让当时的逾2500家上市公司得风气之先。而在资本市场助力实体经济发展的核心目标下，对“劣迹”公司的容忍便是对每一家优质公司的伤害。由此，2014年的新一轮退市制度改革不仅打开了退市工作的新局面，事后也被证明是近年来最具执行力、“落地”最快的一轮改革。

当年10月，证监会正式发布《关于改革完善并严格实施上市公司退市制度的若干意见》。相比之前的退市制度，其最大亮点是健全了主动退市概念和新增了“强制退市”的两种情形，即明确了重大信息披露违法退市和欺诈发行退市的原则标准。

“A股市场此前的退市条款存在退市标准单一、退市程序相对冗长等弊端，不能完全适应资本市场资源有效配置的需要。2012年、2014年相继颁布的退市新规，借鉴了境外市场的退市规则，调整和增加了部分退市条件，明确了欺诈发行和重大信息披露违法等两类重大违法行为将被强制退市，进一步完善了退市标准体系，使得退市标准更加科学合理。”长江商学院教授、在多家上市公司担任独董的欧阳辉向记者表示。

新规颁布后，无论是主动退市还是被动退市，均很快有案例付诸实践。最先落地的是主动退市，对象依然是央企上市公司。2015年5月，*ST二重正式被摘牌，成为退市新规下首例主动退市公司。

相比之下，更“惶然”的是可能存在重大违法的“污点公司”。自新一轮退市制度2014年11月正式实施后，至当年12月中旬，沪深两市已有逾30家处于立案稽查阶段的上市公司先后发布风险提示公告，尽管这在如今看来似乎已成为“惯例”，但在当时作为一种“新动向”，还是引发了广泛的市场心理震动，大多数发布风险提示的公司股价应声大跌。

至今年3月，首例因重大信息披露违法而退市的个案落地。在2015年3月因涉嫌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和伪造、变造金融票证罪被证监会依法移送公安机关一年后，博元投资于今年3月被上交所作出终止上市决定，5月被正式摘牌。这家曾经的沪市“老八股”，也是著名的“不死鸟”，拖着被资本玩家反复“蹂躏”后的残躯迎来了彻底终结，其昔日代码今已再无人敲打。

就在博元投资被摘牌不到儿童癫痫病的病因都有哪些一个月后，很快，惩处“欺诈发行”的第一枚子弹射向了它的目标——欣泰电气。6月2日，还处在停牌中的欣泰电气突然披露，收到证监会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经查实，欣泰电气存在两大“罪状”：IPO申请文件中相关财务数据存在虚假记载、上市后披露的定期报告中存在虚假记载和重大遗漏。9月2日，深交所发布公告，宣布欣泰电气自9月6日起暂停上市。

两类“重大违法”退市案例的先后出现，显示了监管层重在执行的雷霆之势。如果欣泰电气最终退市命运不变，则2014年退市制度改革新增的三种退市情形将均在现实中得到践行，使改革不再停留于规则条文的“空转”。规则的生命在于执行，对曾被评价“失之于宽、失之于软”的退市制度而言更是如此。

“证券法其实对重大违法强制退市已有表述，并在2014年的退市制度改革中得到重点强调。但关键是，以前确实没有具体执行过(重大违法强制退市)，而从目前的执行情况来看，这一轮改革的力度是空前的。”国浩律师事务所的刘维律师向记者表示。

“入口”顺则“出口”通

规则已然就位，实例先后落地，但短期之内，市场存优汰劣、新陈代谢的机能尚难全面激活，不少绩差公司依然在市场的角落苟延残喘。

“退市案例仍然偏少的主要原因是，在当前的IPO格局下，排队企业多，等待、审核的时间相对较长。上市公司所谓的‘壳价值’由此而生，即使经营不善，也会通过各种财务手段保壳，避免退市。另外，上市公司往往也是其所在地财税和就业的依托，对一些欠发达地区，则更是‘稀缺资源’。地方的有关部门因此也有动力去帮助维持其上市地位。”欧阳辉这样解释“退市少”及“炒壳”现象。

再看A股市场，单是在今年第四季度，对*ST股的“拯救潮”又如期来临——出售资产过年关、获得政府补贴、冲回已计提的坏账或减值损失……各种“保壳”套路纷纷再次上演。

甚至，即使到了暂停上市、辽宁治疗癫痫病医院退市那一刻，依然有人前赴后继，“一年后看能翻十倍否”等言论时常出现在股吧之中。而当年*ST长油“末日轮”时徐翔携家眷杀入，若非其后“东窗事发”，这一投资或许在将来又会被其粉西安在看癫痫哪个医院好丝视为“神来之笔”。

“其实，目前的退市制度已趋于完善，但就退市而言，还牵涉到整个市场。重要的因素如作为‘入口’的IPO，如果发行‘堰塞湖’继续存在，借壳就是一条捷径，那么作为‘出口’的退市机制就会被抑制，‘炒差’的现象也将继续存在。”董登新向记者表示。从这一角度看，IPO效率的提升，3000股时代的加速到来，又何尝不是在破解“拥壳自重”的畸形生态。

而将视野拉宽，在一个成熟的资本市场，退市本不应背负如此多的责难。“无论上市或退市，都是企业市场化的最优选择，从而形成市场资源的有效配置。从自主化的角度来看，退市与否并不一定就是衡量企业好坏的标准。”欧阳辉向记者表示。

所谓有进入即有退出，有好企业也会有差公司，这是资本市场的辩证统一。从监管者的角度而言，当市场有“坏孩子”出现时，退市制度能做的就是常态化、标准化地严格履行赶走“坏孩子”的职责。“一个成熟的市场无法完全杜绝投机和违规，关键在于有规可依，并按照规则严格执行，这才是最重要的。”刘维向记者表示。

可以预见，随着制度大厦的添砖加瓦，随着市场机制的全面激活，3000股与51例退市的悬殊对比很快会成为历史。“入口”顺则“出口”通，清流活水势必将荡涤陈腐淤泥。

(原标题：A股成长史：清场坏孩子)